2010年，随着《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一书的出版，一段尘封了七十多年的爱情故事终于公诸于世。日记中，女主人公以清丽细腻的文字，生动地记录了这位少女从十四岁开始与老师"Y"先生三年多热烈而凄婉的爱情。书的作者文树新十八岁那年生下一个孩子后染病去世；而"Y"先生，则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杨晦先生。

       从195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十六年间，杨晦一直都是北大中文系主任，是北大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那个年代，当作家几乎是所有中文系学生心仪的梦想。但杨晦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中文系是培养文学和语言研究者的摇篮，单单依靠大学中文系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是培养不出作家的。1955年秋天，在北大中文系迎新大会上，他毫无保留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

       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必须系统的接受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全面训练："因为文学和语言学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夕的整风运动中，学校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向党交心。不少同学也想给杨先生提意见。在同学们的怂恿下，张毓茂便画了这样一张漫画贴在中文系办公室走廊的墙上：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瘦骨伶仃的青年学生、背上压着高高的两大摞书。一摞书写上"语言"，另一摞上写"文学"。两摞书中间是一只大公鸡，公鸡的一只鸡爪踏在"语言"上，另一只爪踏在"文学"上。公鸡仰着头张嘴大叫："语言和文学有‘鸡'联系。"把"机"换成"鸡"，意思很清楚，是嘲笑杨先生爱引用的"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的话。

       杨晦先生认为这只是年轻人的恶作剧而已，一笑了之，压根就没有追究这张漫画是什么人搞的。直到今天，这幅画的作者张毓茂还对当初的孟浪悔恨交加。吊诡的是， 因为这幅漫画，"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句话更加广为人知。直到今天还为人提及。

        杨晦性情沉稳安静，平常话不多，也不爱交际。五十岁生日那天，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朱自清在发来的贺信中写道："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有谁知道，这位"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的学者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勇士。对于这段辉煌的历史，他似乎并不愿提及。他的至交藏克家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更没人留意的是，这位后来"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的"土老头儿"， 年轻时曾有过一段轰动一时的旷世爱情：1930年，时年31岁、已有家室的杨晦在著名的孔德学校教书期间与年仅14岁的外交官女儿文树新相识并相恋。 他们之间的通信被文家人发现后，文树新允诺家人一定与杨晦断绝关系，不再来往。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二人的交往并没有真正中断，反而更加频繁。后来，文树新的家人将她转学到圣心学校，以彻底斩断他们之间的来往。此时，当时还在孔德学校读书的文树新的三妹成了他们的红娘。

        1934年，他们之间的通信再次被文的父母发现，二人被迫避走上海。堂堂孔德名校，竟然出现教师与女学生私奔的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一家小报以这样一幅漫画报道了这则多少有些八卦的花边新闻：文树新骑在一头毛驴上，而杨晦牵着驴向前走，背景是北京西山。

       杨先生虽然清静淡泊，远离政治，但他却时刻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秉持公道，追寻正义。

       1944年4月14日，杨晦在重庆中央大学做了题为《文艺与民主》的演讲，为民主与自由呐喊。在演讲中他指出"文艺象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6月12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杨先生的这一阐述，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依然有着深刻的启迪和镜鉴。真理是朴素的，但真理的色彩却历久弥新，它穿越时空，照亮着我们的未来。

       后来，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尖锐批评大红大紫的姚文元，说他虽到处写文章，但他的学问却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基础不牢固，是要垮掉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为杨先生的一条罪状，说他污蔑了被江青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的姚文元。

         在学术上，杨先生不随波逐流，不曲学阿世，敢发他人未发之声，言他人不言之事。他的诸多见解，大有发千古之覆，开一代之风的气象。

         杨晦主张先秦诸子的文章，乃至至鲁迅的杂文，都不应算是艺术作品。有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的论文，旁征博引，蔚然壮观，好评如潮。杨晦对此却嗤之以鼻，在课堂当着学生的面讥讽，杂文根本不是艺术，有何"特征"可言？！他评价巴金的作品像中学生的作文，并说如果把《家》、《春》、《秋》压缩成一部，可能会更好些。纪念关汉卿时，他说，就生活方式而言，关汉卿简直像猪在泥坑里打滚......

        为人师者，当谨守师德，传道授业。杨晦一生矢志不渝，诲人不倦。他的学生回忆说，杨晦晚年常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书桌前，对来看望他的学生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若说也做了点事，那就是在你们身上了。

      当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进入北大没多久，就对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产生了怀疑，恐怕断送自己的作家梦想，写了退学申请，宅心仁厚的杨晦两次把刘绍棠约到自己的家中，促膝长谈，劝他改弦更张。虽然刘绍棠最终离开了北大，但杨先生对后辈的殷殷深情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组织批判杨晦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会上，他"死不改悔"，绝不低头认错。学生们一边高呼打到杨晦的口号，一边把他拖出会场。可他却还一脸真诚地对学生们说"年轻人啊，我是爱你们的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这般屈辱下，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学生的成长和未来。

        吉光片羽，串缀起先生斑驳沧桑的生命历程；静水流深，奔涌着先生激情澎湃的赤子心怀。从浑然懵懂的东北少年到为爱痴狂的热血青年，从匹马当先的五四骁将到十恶不赦的文革"罪人" ......，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镌刻着荣辱沉浮的个体际遇，更记录着飘忽幻变的历史风云。我一向对宏大的历史叙述了无兴趣，那更多的是尔虞我诈的纷扰和追名逐利的倾轧。我只关注繁复纷杂的历史中芸芸众生的命运。他们的昨天，极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