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起中国西部科学院，已经少有人知晓。即便在它的故乡重庆，也毫不例外。当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间无尽的浮华和散漫的喧嚣的时候，我们更应当静下心来，去回味那些曾经感人至深的往事。我以为，对历史的每一次回望，都会在我们苍白浮躁的心头平添些许的肃穆和敬畏。而这些源自灵魂深处的情愫，正是我们生命的终极向往！

         许久以前，卢作孚这个质朴而近乎完美的形象就早已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他的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当读到他在北碚的乡村建设试验和创建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艰难历程，我更为这个民族实业家科学救国的情怀所感动。

         1922年，29岁的卢作孚和朋友刘啸松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刘啸松说："我是一颗炸弹。"

          卢作孚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种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改良意识和教化思想，影响了卢作孚一生的。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便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

         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的嘉陵江三峡地区(即今重庆北碚区)防务局局长后，开始了其梦寐以求的乡村建设实践。

         1928年11月，他提出建立嘉陵江科学馆的设想，这是西部科学院的雏型。1929年，卢作孚派其弟率少年义勇队随同来川考察的中国科学社的动、植物专家去峨眉山和大凉山一带采集动、植物标本，又分若干小组随中外专家到西南、西北各省进行标本采集与调查，将这些标本和少数民族社会风物10余万件在民众博物馆陈列展出，开展科普宣传，为西部科学院的创立奠定了物质和群众基础。

         为了为北碚建设积累经验，1930年3至8月，卢作孚率领由江巴璧合峡防局等单位组成的考察团赴南京、上海、东北等地考察学习，同时与各相关单位交换标本，并于此过程中广交朋友，延揽人才。这次历时半年多的"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的考察活动，为北碚的发展廓清了思路，理清了方向。

         考察途中，卢作孚与时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的秉志、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翁文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任鸿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书信往来不断，畅谈在四川建立科学院的看法和设想，商洽延聘、选派有关科研人员的合作事宜。他的设想，得到这些著名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在上海期间，在黄炎培和蔡元培的帮助下，卢作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并购买了相关的仪器和设备，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成立作积极的准备工作。

         1930年8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后，即加快了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的步伐，在取得地方军政当局、部分科研单位、学术团体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后，1930年9月，以"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终于在重庆北碚火焰山东岳庙正式成立。

         1931年1月2日,卢作孚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议决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设置。在管理体制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组织机构分研究机关、附属事业和联络事业。研究机关包括生物、地质、理化、社会科学、农林五个研究所和博物馆--少年义勇队采集团。在近代科学荒漠之地的中国西部，卢作孚在"无钱、无人、无事"的处境中建立了西部第一家科学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33年8月27日，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召开年会。会后，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发表谈话，对以西部科学院为代表的北碚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深表钦佩："峡区各项事业，经作孚先生之苦心经营，迄今可谓成功。江苏有南通，四川有北碚。南通之建设故是完备，如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视之南通更为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之物质之建设尤为长久。"

        滔滔不息的嘉陵江，看惯了战争的硝烟，目睹过王朝的兴衰更替。但它还从未亲身感受过春风化雨的科学知识对于社会和人类的意义。面对焕然一新的北碚，谛听着科学的音讯，也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欢欣！

         兴办科学院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资金问题是最大的障碍。当时在中国共有三家民办的科学院，另外两家是英国和日本人创办的，自然资金无虞。卢作孚利用自己经营实业的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四处筹集资金。开创了社会力量创办科研机构的先河，这是颇富前瞻的探索。

         卢作孚先从民生、北川公司、三峡染织厂等先后凑了15万1千多元的基金。1930年，为西部科学院募集资金，他找到了当时四川最具影响力的军阀20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文辉，并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广泛募集资金，争取援助。为此，他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有影响的人士到北碚游览、参观、讲演、旅居，给人以实际感受。这样两、三年间，省内外学术团体如中华文化基金会、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省教育厅、军政界、金融界各方面的捐款和补助达到了10余万元。大银行家、张幼仪的哥哥张公权1934年6月到北碚和民生公司实地看了之后，对他彻底佩服，看到民生职工的精神面貌，"竟感动得至于流泪"，回到南京即以个人名义给中国西部科学院捐了2000元。在民生公司有一 "文记"股东10000股，是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专项费用，那个股息只有卢作孚先生亲笔签条才能领。多年后，公司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公私合营前，还在调查这户大股东是谁。

         从在川地独领风骚的刘氏家族到实力派杨森，从民生公司的普通员工到社会名流。人人都在为西部科学院的建设出谋划策，添砖加瓦。在战乱频仍的动荡岁月，中国开明人士的这种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贤达望族，巨商大贾，都把兴学助教当作功德无量的善举。千年以来，这种朴素的功德意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庚续和传承。而卢作孚的创举，则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

        国家要建设，社会要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政权的更迭和意识形态的对抗都无从改变这一规律。我们以历史的名义，向所有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设作出贡献的人致敬！

         早在1933年，卢作孚就在峡防局周会上发表讲话，主张"运动"省外甚至国外的人才到四川来，"把科学家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来察地上和地下的出产，把工程师运动到四川来,利用四川所有的出产帮助我们确定生产的计划.........还要促起 ......世界上的工程师都到四川来,世界上......有力量的人都一齐欢迎到四川来。"有鉴于此，在西部科学院的用人制度上，他采取了 "大才过找，小才过考"的做法，不惜在五湖四海延揽人才。不但国内人才趋之若鹜，就连德国人傅德利也不远万里而来，担任昆虫研究所主任。

         卢作孚这种宽广博大的胸襟，奠定了西部科学院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抗战期间，国内公私学术机关多达二十余单位迁至北碚，大多借用西部科学院房屋，利用其设备，继续各自的研究工作。在卢作孚的安排下，西部科学院总是予以最大的协助，并与之密切合作。

         1937年9月5日，卢作孚专门致函民生公司总经理宋师度："中国科学社迁往北碚，在渝转运及与北碚联络转信转电诸事，盼嘱公司同人特予扶助。"几天后又致函宋师度："请告北碚科学院为的让房屋并一切帮助"。10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全部移西部科学院办公。1938年1月，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的顾毓琇致函卢作孚，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内迁建新校址，请卢作孚给予帮助，卢立即批复"当相助觅得附近空地"。

         除了提供研究设施外，中国西部科学院每年还补助中央地质调查所四千元。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在1940年5月致卢作孚函中写道:"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对卢作孚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对迁来北碚的科学家、教授的家眷卢作孚也尽可能给予帮助。国立中央大学邹树文、张广望、鲁宝重等八教授1938年1月致函卢作孚,因重庆房价太贵,请卢作孚帮其弟等眷属安排住宿。卢作孚积极给予解决。正是由于西部科学院的鼎力支持,这些来北碚坚持抗战的平、津、沪等地的学术研究机关才能尽快恢复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由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撤退,或受到他领导的北碚当局和西部科学院资助、支持的学术单位还有中央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雷电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等。

         众多科研院所云集，各路大师縻集，使得战时的北碚与市区的沙坪坝、江津的白沙坝及成都的华西坝并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昔日荒蛮的北碚俨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的诺亚方舟。

         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时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 1944年，美国《Asia and America 》杂志惊呼,在北碚"很多专家和学术团体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利用,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城市今天的繁荣兴盛......科学气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中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最高度的集中"。

         关于那个时代的北碚，在北碚管理局的档案《北碚概况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这穷僻的山间、水间点缀着几桩现代的文明事业和经济事业，描摹出一幅现代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轮廓图，更进而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科学的美丽的社会理想，让人们勾引起一个现代中国的憧憬来，以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经营。"中国西部科学院就是这"几桩现代的文明事业"的模范，它是卢作孚在北碚进行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实业家科学救国之梦的滥觞。

         卢作孚曾语重心长地说，他的一生都在"试验"。中国西部科学院就是这位"北碚之父"的科学试验。人文鼎盛、科学倡明的新北碚宛若一片清净的桃园，昭示着中国社会建设的灿烂明天。卢作孚八十年前的"试验"，直到今天还有着深刻的启示。

        卢作孚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却呕心沥血兴学助教；卢作孚富甲天下，但他却一生都像清教徒一样严苛。这位“庶几乎可比于古子贤哲”（梁漱冥语）的工商巨子，以中国人特有的隐忍和坚卓，成就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梦想。他的四川同乡，国民党大佬张群评价他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著名作家林语堂则大声疾呼：“让我们选卢作孚当行政院长吧！”